管文蔚的沉重一页

管文蔚的沉重一页

管文蔚走马上任了！就如同1949年春天他以执政党人的身份走进无锡城一样，此时已身为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他同样又兼任一系列其他职务－统战部部长、财经委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治淮指挥部总指挥。他踌躇满志，他斗志昂扬，他准备着为建设一个高度发展的新江苏而大展宏图－－历史在等待着他，人民在等待着他；等待他去掀开新的一页，等待他去在这新的一页上描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页竟然是如此的沉重，沉重得让管文蔚从此改变了他后半生整整26年的命运！

那是1955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早晨，朱竹雯同往常一样站在庭院的大门口目送着管文蔚去省委上班。所不同的是这天朱竹雯要到外地出差，车票已经买好，再过几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管文蔚的神情似乎与平时有些不同，他想说些什么，又始终没有说出来，迟疑不决的他终于在坐进那辆黑色轿车的一刹那一把握住了妻子的手：“你一定要等我回到家以后再走！”朱竹雯茫然地点了点头，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那天她猜来猜去，什么都猜到了，就是没有猜到自己的丈夫会一去不复返，直至七八个月之久！

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满头白发的朱竹雯一提起此事，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她说，刚开始的三个月时间管文蔚是音信全无，甚至不知是死是活；她说，她自己每天还得强打起精神去上班，但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却是泪流满面。于是她只能找到一处无人的地方先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然后再擦干眼泪回到自己的家中。 学校开始放寒假了，省委的电话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朱竹雯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省委，她没有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丈夫，却见到了一份由北京发来的电报。电报的内容不长，是中央对管文蔚的处分决定。当时不允许她抄录，据回忆，大致内容如下：“撤销管文蔚党内的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党龄自1938年重新入党算起；保留党籍、保留副省长职务、保留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三保留”了。“我要求看一看中央对管文蔚的审查结果！”朱竹雯看完电报后如同五雷轰顶，但是这一次她要比以前沉着多了，她控制着剧烈颤抖的身体，向接待她的同志提出了要求。“管文蔚是属于中央管的干部，他的结论省委无可奉告！”冷冰冰的脸，冷冰冰的回答。朱竹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她懂得这是党的纪律。

管文蔚痛苦地摇了摇头：“我没有看到结论－－我也根本不想去看！”他的眼里含着泪水，那种屈辱，那种悲愤，是朱竹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相信我的历史总有一天会弄清！－－即使今天弄不清，将来也一定会弄清！你要相信我，你更要支持我！”他紧紧抓住了妻子的手。朱竹雯拼命地点着头：“我会支持你的，我永远支持你！但是，我总觉得结论还是应该看一看为好。”

管文蔚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着实是“心死”了，最起码也是伤透心了！那是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阶段，很可能是为了预防不测吧，二十多年来一直守口如瓶的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女儿晓虹面前吐露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审干时，他们总是问我一些有关当年特务们的事情－－我猜想，他们肯定是从那些坏家伙那里调查我的情况！记住：如果哪天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 看来，这就是当年令他“心死”的原因之一了－－他极其厌恶用这样的方法来审查一名共产党人的历史！但是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他还是对自己的妻子说出了另一番同样是发自肺腑的话：“我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完全是为了救国救民，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我既然可以做到为了革命去牺牲性命，又谈何牺牲个人的名利呢！相信我一定会战胜痛苦，相信我一定会有信心和耐心等待着沉怨大白的一天！”

2001年的初秋，我在北京采访刘季平的夫人吴瀚时，意外地发现了这样一份材料－－审干期间陈丕显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发言提纲，刘季平此时正在上海市委工作，家中因此保存了这份文件，陈丕显的发言主要是检查自己的态度，但是就在谈到“管文蔚问题”时，这位当年与之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竟不自主地流露出了对他的同情。他说：“过去有好几个同志先后向我反映过，但我始终认为管文蔚曾向刘少奇同志和华中局写过保证书，并且也向我保证过，说他没有失节叛党行为。”陈丕显的“检讨”暂且不去管它，仅从他所说的这两个“保证”中岂不再次看到了管文蔚的坦然：他相信自己！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他的这一“保证”来自于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他是永远不会亵渎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的！ 据管晓虹说，后来陈毅专门找管文蔚谈了话，要他“为了党的事业忍辱负重”；而管新凯则说，陈毅还讲了这样的话：“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不受冤屈的人是没有的，受了冤屈要坦然，要大度，要做到问心无愧！我陈毅当年在井冈山、后来在黄花塘不也曾‘身败名裂’吗？”－－看来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版本”，但它无疑地成为管文蔚“忍辱负重”二十六年的力量之一！他私下里曾多次对孩子们说过，他这一生中最敬仰的就是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而这些人中哪一个不是在受到冤屈后又为党的事业在“忍辱负重”？

其实，这时还有更多的“内幕”，管文蔚却直到去世也不知道。2001年的2月6日和2001年的2月22日，我分别采访了原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顾亭和原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康迪，他们二人都是当年陈毅来南京代表党中央宣布对管文蔚的处理意见时的见证人。那是在西康路33号大院中的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顾亭说他始终没搞明白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而不去省委的办公大楼。康迪记得，在会议室的中间放了一张长条形的桌子，与会者围之而坐，主要都是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如江渭清、惠浴宇、陈光等等，另外还有公安厅与监委的代表，大约十几个人。陈毅是最后进来的，他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张白纸，让到会的每个人依次签上自己的名字。大家便顺着座位传递起来，最后传回他手里时，他看了看便放回到自己的那个大皮包里去了。 顾亭说，他之所以能够参加这个会，是因为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交给了他两个任务：一、负责审查期间管文蔚的安全；二、从“外部”调查管文蔚被捕后的有关情况。我问什么叫“外部”，他回答道：“我们公安厅掌握了大量的敌伪档案，而且当时也关押了一批曾经在国民党监狱中当过看守甚至监狱长的人。”我明白了管文蔚长期以来积存在心中的疑虑－－当时的审查，确实是通过敌人方面的交代与材料来进行的。

其实还有一点管文蔚同样不会知道，那是顾亭直至今天还能清晰地说出他当年在无锡、苏州、镇江、淮阴、南京。各个监狱中的英勇不屈的表现，“法庭上的审问记录我们都看过了，不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可以说他是大义凛然的；苏州反省院的院长刘云当时也在押，我们问过他，他说具体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却记得管兰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采访的那天细雨霏霏，由于跑错了路，我来到顾亭家中时天已完全黑了。但是他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回答我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应该说在管文蔚七年的囹圄生涯中，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叛变行为！”他最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么，你能否记得最终究竟查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问道。

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回答说：“主要是在《反省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提法有些问题的文章，再有就是他被大家选举为‘反省人自治会’的会长。”但是顾亭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说：“我们应该看到他的主流－－从反省院释放出来之后，他并没有按照院方的规定到当地的国民党县党部去报到，而是在自己的家乡组织起了一支抗日的武装。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来看，反省院毕竟有它特殊的环境和背景。”谈到管文蔚最终的结论，顾亭摇了摇头：“最后是党中央给他定的，我们都不清楚。当时我们公安厅的任务只管调查与整理材料。”

顾亭说的是实话，如果他能够亲眼看到在管文蔚结论上所罗列的那七条莫须有的“罪名”的话，他也会震悚与愕然的。我问：“那天你去参加西康路33号的会议，就是汇报调查的结果吗？”他点点头：“是的。可是我才打开卷宗，讲了几句，就被陈毅打断了。他说：‘不要再讲了。管文蔚是老同志，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大的贡献，如果我们对他采取不当的措施，不仅在党内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就是在党外也会造成无以挽回的影响－－他们会说共产党是“过河拆桥”！’ 有关管文蔚的“很大贡献”，顾亭已记不清陈毅都说了些什么了，康迪则记得他是这样讲的：“当年我到江南来，首先找的就是管家兄弟。如果管文蔚有问题的话，我也有责任！”接着陈毅竖起了三个手指：“他的功劳有三点：第一，搞了一个不小的武装，全部交给了党；第二，在长江中搭起了一个‘桥’，使我们的大部队能够迅速地北进。。。。。。”第三点康迪记不起来了，他抱歉地说：“‘文革’中，我的所以记录都被造反派抄走，至今没有下落。”后来我问过朱竹雯，她说第三点是“打开了苏北的局面” －－因为陈毅等人都是外省人，再加上全是“行伍”出身，因此在团结上层人士方面要靠管文蔚去打“前站”。